文/南方都市報
昨日，媒體從防範性侵幼女研討會上獲悉，最高人民法院在今年7月答複全國人大代表孫曉梅關於廢除嫖宿幼女罪的建議時，明確表示了“完全讚成廢除嫖宿幼女罪”的態度，其在答複中稱“希望能夠共同推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儘快立項廢除該罪名”。
“完全讚成”，這一出現在最高法給人大代表答複文本中的措辭，令人有些意外。此前圍繞嫖宿幼女罪的幾輪爭議，最高法乃至全國人大法工委的公開表態，均是“成立調研組”、“正在調研”雲雲。按照最高法的答複，以嫖宿幼女罪定罪量刑，雖然對被告人進行了處罰，但也認可了幼女“賣淫女”的身份，這一標簽是對幼女的侮辱。此答複送達人大代表的時間為今年7月份，在10月底，最高法還聯合最高檢、公安部、司法部出台《關於依法懲治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重申了“最高限度保護、最低限度容忍”的原則。
圍繞嫖宿幼女罪的存廢，各界的高度關注與爭議，呈現出與熱點案件同頻次的波動。在該罪名在1997年經立法程序寫入刑法期間，盡管時間顯得倉促，但法學界彼時的爭議並不大，該罪名的設立亦曾一度被認為是加大了對幼女的保護力度。其論據也在此後的嫖宿幼女罪存廢爭議中頻繁出現，亦即嫖宿幼女罪的起刑點比強姦罪還要高，前者的起刑點為5年，而後者只有3年。與之針鋒相對的觀點，則更多地著眼于嫖宿幼女罪與強姦罪在最高刑上的區別，前者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排除了死刑的適用，而強姦罪頂格刑罰則可能會有死刑。
回到立法細節本身，另一個不能忽略的問題在於，強姦罪等性侵犯罪所歸屬的刑法章節為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一部，而嫖宿幼女罪所在的章節卻是“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的罪名下。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不同位置、分佈，集中反映出立法所保護的法益區別。從此視角出發來探討嫖宿幼女罪的存廢，顯然更可以窺見該罪名在現行《刑法》中的尷尬處境。
法律的相對穩定性，從來不排除對刑法某個罪名存廢的探討，最高法此次明確表態，讓嫖宿幼女罪的存廢議題向提起法律修正案的目標更近了一步。也有必要提醒，即便在不遠的將來，嫖宿幼女罪被廢止，從刑法視角出發的對未成年人(尤其是幼女)的保護，依然會有很多未盡的工作。2013年10月，多部門《關於懲治性侵未成年人犯罪的意見》中，規定“以金錢財物等方式引誘幼女與自己發生性關係的，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幼女被他人強迫賣淫而仍與其發生性關係的，均以強姦罪論處”，在很大程度上壓縮了嫖宿幼女罪的實施空間。但與此同時，《意見》在認定幼女時新增一個年齡檔位，突破以往不滿14周歲的未成年女性被認定為幼女的標準，對“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被害人”，給出了“身體發育狀況、言談舉止、衣著特徵、生活作息規律”等主觀判斷性質的辨識空間。而此前，刑法界多主張不能撇開年齡，以是否發育成熟為標準作為是否幼女判斷。廢除嫖宿幼女罪之後，對“已滿12周歲不滿14周歲被害人”的幼女認定，會否成為另一個公衆憂慮的焦點，值得觀察。
必須注意的是，嫖宿幼女罪爭議得以展開的起點，事實上並非不同罪名在刑法中的地位乃至具體適用等專業問題，而是基於各地頻頻爆出的官員性侵幼女案件，嫖宿幼女罪被公衆認為在個案中成了官員尋求罪輕判決的法律後門。對司法公正的憂慮，對個案判決的不滿，憤怒且無助的人群，轉身發現了嫖宿幼女罪在立法邏輯中的問題。加之“嫖宿幼女罪”的罪名表述上，“嫖宿”一詞所帶來的超出法律用語層面的更多負面意義，加深了公衆的不滿。正如最高法在給人大代表孫曉梅的答複中所談到的，嫖宿幼女罪的存在，對幼女進行了不當的道德評判，往往容易給幼女及其家庭帶來嚴重的精神傷害。對罪名稱謂本身的不滿，以及在可能的最高量刑上對司法寬貸權力、財富人士的擔憂，混合在一起構成了公衆憂慮的主體。而在嫖宿幼女罪被廢除後，其他法律適用的問題，乃至公衆對司法公正、個案正義上的憂慮，依然會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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