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報評論記者 魏鼎/文 前段時間，各地頻頻爆出校園性侵丑聞。這些案件一次次衝破道德與倫理的底線，就好像連續的噩夢般讓人喘不上氣，恍然間不知自己身處何世。
但在深圳市計劃生育協會秘書長、深圳市性學會會長陶林看來，對此倒不必上升到什麼“世風日下”、“廉恥喪盡”的高度，“這些案件一時間報道多了，並不意味著問題突然嚴重了，現在的傳播技術比過去更為發達了也與此有關。”陶林說，“但既然出了，就應引以為戒，當成一次反思性教育問題的契機。只有不迴避、不遮掩並謀求問題的解決，才能最終為孩子建立起社會的正義。”
不僅是“我們從哪裡來”
今天的性教育“更多地跟道德、觀念以及遇到相應問題時的處理能力有關”。
作為深圳性教育的領軍人物，陶林平時不但跟教育局合作，開展學校的性教育，還編寫過多種“性教育讀本”。他認為，性侵現象同性教育的缺失相關，然而這不光是一個性無知的問題。很多人一談性教育，開口就是“我們從哪裡來”，這體現了對性教育的誤解。性教育還包括性保護的教育、性別角色的教育、性的法制教育這幾個主要方面。性教育不光要針對未成年人，還應該對成年人開展。只有建立在這種認識上的性教育，才能對那些有作案動機的成年人構成威懾，讓未成年人瞭解什麼是性侵行為。一些性侵者錯以為，只要取得了未成年人的同意，自己的行為就不構成強姦；很多性侵未成年人的案件，往往也是利用孩子的無知，給他們一種錯覺，以為這種行為是“大人喜歡自己的表現”。
“教育部門提出，要把那些師德有問題的教師開除，但是這種舉措也不過停留在善後處理的層面，還未上升到預防的層次。而預防就是杜絕出問題的機會，將性教育工作做到平時。”
性的無知可能會造成一種非常荒唐可笑的後果，對此，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家薄伽丘在《十日談》里用世俗筆調描繪得淋漓盡致。在他筆下，那些貞潔、虔誠的少女，往往頭腦簡單，總是被淫蕩的修士用一個並不高明的騙局奪去貞操。而陶林覺得，這種常識上的無知已經非常罕見，因為相關知識在媒體上極容易獲取，今天的性教育“更多地跟道德、觀念以及遇到相應問題時的處理能力有關”。
當然，在性教育專家們普遍看來，性教育的缺失不但讓孩子易受誘騙與侵害，還會使他們對性產生理解上的偏差，繼而造成更廣泛的社會問題，諸如少女懷孕、流產、性罪錯等等。
跟孩子一起面對“暴風雨”
每個人行動背後都有兩種很原始的趨力在起作用，一種是“攻擊趨力”，一種是“性趨力”。
對於這些社會現象，長期在深圳從事中學生心理輔導與性教育實踐的曹建安老師有自己的理解，“像我一樣出生在六十年代的人，有些還記得，那時的男女學生之間會畫一條‘三八線’，可能到了初中還不會探求‘班上哪個女生最漂亮’。而現在這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孩子無論在生理還是在心理上，都出現了早熟跡象。孩子早熟，性教育工作卻沒跟上，甚至還想嚴厲地管控他們，孩子被控制的程度越深，他平時郁積的東西也就越多。根據心理學觀點，每個人行動背後都有兩種很原始的趨力在起作用，一種是‘攻擊趨力’，一種是‘性趨力’，對孩子控制太多了，他們自然會通過這兩個渠道釋放能量。反抗權威、欺負弱小、偷嘗禁果，實則是長期被郁積能量的噴湧而出。”
曹老師一邊說著，一邊把盧梭在教育學著作《愛彌兒》中一段描述指給記者看，那上面寫道，“正如暴風雨的前奏是一陣海嘯一樣，這狂風暴雨似的巨變也用了一陣日益增長的情慾低鳴宣告它的來臨，一種暗暗無聲的騷動預告危險即將到來。性情的變化、憤怒的頻繁、心靈的不斷激動，使他幾乎成了一個不守規矩的孩子了。”
每個人都要在成長經歷中面對性的困惑，“關鍵是跟孩子一起面對，讓他們知道這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曹老師如是說。
孩子面前謊言不堪一擊
在教學實踐中發現了一些很微妙的規律，即那些“不被禁止的東西”很難讓孩子著迷。
然而在現實中，我們真打算和孩子一起面對麼？在文化心理層面，我們一直對此諱莫如深，在整個教育體系里，我們把性教育當做無足輕重的部分，用刻板無聊的“生理衛生課”虛化著它，甚至妄想讓孩子避開所有
“不正式的渠道”。
“作為家長和老師”，石岩學校的教育學博士田老師說，“我不認為孩子獨立獲得知識的渠道就‘不正式’，因為社會呈現出來的東西就是他們要面對的東西，我們總在強調‘正式’，實則是要迴避所謂‘不正式’的東西，但我們避得開嗎？我在教學實踐中發現了一些很微妙的規律，即那些‘不被禁止的東西’是很難讓孩子著迷的”。
“你為什麼要談論這個話題，沒必要瞭解這麼多，不要浪費精力……”現在深圳中學讀書的高中生小陳，曾問父母“小孩是怎麼來的”，父母突然嚴肅起來——“簡直滿臉都是黑的”。“這幾年，印象中只上過一節‘體育健康’課，平時也有類似教材發下來，可老師一般會讓我們自己看。”小陳回憶著。
“當孩子在性方面有了困惑，向我們求助，我們能做到真誠麼？”當記者將這個問題拋給一些孩子的家長，卻回收了不一樣的答案。一位在企業工作的家長表示“從未想過這個問題”；某位從事教學工作的家長則覺得，如果自己沒有把握拿捏此中尺度，會建議孩子去閱讀、去看教育影片；而另一位“開明式”的家長則認為，自己知道多少，就應該告訴孩子多少，“因為大人必須明白，他們若真想瞭解，完全可以越過你找到更多渠道，如果他們發現你是open的、值得信賴的，就更願求助于你。而且不要忘了，孩子自有一種特別的敏感，能透過大人的言辭、表情拆穿其中的虛偽與謊言。”
性教育應當成標準課程
上面領導重視，下面就“一陣風”，領導不重視，下面就沒作為。
應當說，深圳在性教育工作上並不乏探索，教育局下發過相關文件，一些學校曾作為試點開設課程，“但學校和家長都把學習和考試當做唯一關心的事，學校安排不出相應課時，家長又將開展性教育當成耽誤精力的閑事。上面領導重視，下面就‘一陣風’，領導不重視，下面就沒作為，其實這都屬於急功近利的態度。學習好，可能只關係到人生的一個階段，而性教育的好壞則關係到人生的方方面面。”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教育科研人員這樣描述深圳性教育現狀。
中學時代即赴美留學的深圳女孩蘇孜怡現在美國讀大二。前幾日，回深過暑假的小蘇在晶報五樓的一間小型會客室，向記者談到她眼中的國內外性教育狀況的差異。
“在美國，無論是社會，還是學校、家庭，無不充斥著性教育元素，這些元素共同營造了一種氛圍，自然地好像一日三餐那樣，在潛移默化地影響你。而不像我們，專挑出一個時間，當任務去完成。在美國，性教育差不多在中學已經結束，而在內地，大學還不一定開設這門課。”
而在社會與學校二者中，陶林尤其強調學校推行“標準化性教育”的重要性，他認為性教育應該被當成一種標準課程去推廣，應該同語文、數學等學科的設置一樣。
生命是一次光榮的冒險
這些針對未成年人的形形色色的規訓機制，實則投射了成年人的禁忌。
而考諸歷史和觀念，對未成年人性的規訓機制可謂無處不在。福柯在《性經驗史》一書中描述了成年人對孩子的話語控制，“大家讓他們忌諱性，禁止他們談論性，在性器官將要暴露在他們面前時，要他們閉上雙眼和捂住耳朵，而且一定要保持沉默。”
而回到現實經驗層面，我們也許對封閉式的中學教育並不陌生，在那裡，只要看一眼學校男女宿舍的分佈、各種規則和內部組織，就能明白學校的管理者在擔心什麼。只要回憶一下中學時代的教室空間、座位安排、集體宿舍的分佈以及嚴格的監督規則，就會發現這一切恰恰在暗示男女之別以及性的忌諱。
正如教育學博士田老師說，這些針對未成年人的形形色色的規訓機制，實則投射了成年人的禁忌。而因為在社會自上而下的規訓系統中，未成年人處在最末一環，接受著“被給與”的性教育——未成年人的性教育也形同一個成人的問題。
當記者的採訪接近尾聲，一位未成年人的母親，表達了這樣的心願：“希望孩子長大後，回憶自己的少年時代，能想起一些色彩斑斕的東西，發現在那個時候經歷了很多、探索了很多。”這個心願也讓人聯想到房龍對生命的期許，他說：“生命本來是一次光榮的冒險”，而這個道理不獨是孩子應該懂的。
對話
性教育該由誰來主導
晶報：如果我沒有錯解您的意思，您是認為政府與學校應該主導性教育工作，而社會只扮演一個輔助角色？
陶林（深圳市性學會會長）：沒錯，標準的性教育應該由國家和政府提供，譬如瑞典，1955年就已經在全國強制推行標準化的性教育，作為學校的必修課，國家層面認定了這個東西，下面才會堅持。
晶報：整天和孩子相伴的家長不應該扮演一個角色麼？
陶林：我並不寄希望于由家長主導性教育。因為家長個人的素質畢竟千差萬別。你可以想一想，某些受害者的父母可能就是進城打工的農民，他們從早忙到晚，既沒時間對孩子進行這方面的教育，也沒有這方面知識，有的甚至自己都沒接受過教育。所以由學校向孩子提供規範化、標準化的性教育，才是可能的和有效的。
晶報：教育主管部門和學校聯合推出某種“標準化、規範化”的性教育，然而由誰來評定它的專業性、科學性呢？
陶林：你的顧慮有道理，在這方面也難免存在分歧，有的人會比較激進，有的人比較審慎，有的人可能更注重方法，有的人更強調權利。然而這並不妨礙我們在性教育的幾個基本內容上取得共識，比如生理衛生常識的教育、生殖健康教育、性的法制教育和道德教育等。我們的性教育應建立在已達成共識的內容上，而不是尚存在分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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