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論]最大的不公義，是你看不見的

文/陳智傑

今天， 「公義」成了耳熟能詳的詞彙。普選、審批免費電視牌照、反國教等爭議激起民間的義憤。各式各樣的社會訴求——爭取「住屋權」（要求政府大量提供資助房屋）、反對「盲搶地」（要求降低社區的發展密度等）、維護生活尊嚴（滅貧、提高最低工資、設立最高工時、工會運動等），以及地產霸權、官商勾結等指控，全都以「公義」為名搶佔道德高地。

不過，社會最大的不公義，往往是一些我們平時所看不見的事。看不見，因為我們大多以各種「常識」把這些事合理化—— 社會學把這些「常識」稱為「迷思」。所以社會最大的不公義，未必是我們耳熟能詳、天天在媒體輿論聽到的公義口號，一些被迷思蒙蔽着、隱藏於我們日常生活和社會運作中、讓我們不覺得有問題的事，才是社會最不公義之處。

風雨蘭的申訴

在鋪天蓋地的新聞資訊中，有一則於輿論上並不起眼的消息：關注女性遭受性暴力團體風雨蘭向監警會申訴，有不少性暴力受害人遭警方不合理及不友善對待：勸受害人銷案，強烈批評、指摘受害人，拒絕替受害人申請法庭保護措施（例如於受害人作供時以屏風遮擋，避免受害人在眾多陌生人面前說出自己被性侵細節時極為難堪）。

風雨蘭的申訴，很快於熱哄哄的資訊洪流中被淹沒、淡忘。輿論大概不會因而關心性暴力受害人，反倒在新聞的留言版上，有不少留言： 「有啲同男人做完之後嗌交，條氣唔順又話畀佢侵犯」、「又斷片又吸毒，上到法庭根本無可能告得入，你在浪費警力，玩是你自願，後果你自責，姦你的人是你認識的……」、「有時啲女性飲大咗唔愛惜自己，被人侵犯，賴得邊個？」留言眾多，未能盡錄，但以上幾句，充分反映社會對性暴力的一大迷思： 「受害人責任論」。夜歸、沒盡力反抗、不懂保護自己、認識侵犯的人因此性行為是自願等論述，都是把性侵犯的責任加諸受害人，進而把性暴力合理化的迷思。

這論述轉移視線，把注意力由施暴者的暴力行為，轉為對受害人的人身攻擊——指被性侵的女士「開放」、「性感」，甚至是「挑逗」別人、自己飲酒、「無腦」。於是社會對性暴力的討論，往往流於對受害人評頭品足，受害人遭受的性暴力、餘生的夢魘，及社會應如何回應性暴力等議題亦隨之失焦。

對受害人的二度傷害

性暴力受害人還要面對一個更為複雜的迷思：司法程序公義。「假定無罪論」、「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等司法程序公義的金科玉律，於輿論中被奉若神明，但卻於性暴力檢控程序中會轉化為對受害人的二度傷害：面對曾對自己施暴的人，以及一眾陌生人面前，詳述被性侵的細節，有時甚至連施暴者生殖器的大小，生殖器於下體內抽搐了多少次，被強姦時陰道是否有分泌物，自己的私生活、人品、曾否有性經驗等隱私也成為陳述內容〔見吳惠貞、梁麗儀（2007），《法庭內望：從法官的總結詞看強姦案件的審判與迷思》。香港： 關注婦女性暴力協會， 下稱「報告」〕。

司法程序公義至上，我無話可說。那讓受害人在屏風後向法庭作供，也不算過分吧？我曾就此向前輩吳靄儀請教，記憶中她賜教如下：subject liberty（我理解為人身自由）十分重要，當一個人可能因一個判決而失去幾年的人身自由，我們必須讓他有充分的抗辯機會。向法庭作供，看的不止是供辭，還有作供人的眼神、動靜、神態，也可能影響判決。故此，是否讓性暴力受害人作供時加上屏風等保護措施，是一個dilemma（兩難之局）。

我語塞，但內心不能平復。為成就司法程序的公義，我們的社會，對性暴力受害人是何其殘忍。問題是，司法公義是否必然和保障性暴力受害人的司法權利相左？上文提及的「報告」，我沒有篇幅詳列，但當中有不少值得法庭、律政司及法律改革委員會參考的司法問題及改善建議。

我不期望此文可改變什麼——根深柢固的「受害人責任論」、司法程序公義的道德光環，成為蒙蔽社會了解性暴力受害人身心痛苦的迷思，讓人們有各種各樣的理由，把性暴力及性罪行刑事檢控時種種對受害人的傷害合理化。這些被社會迷思掩蓋的不公義，讓人們不覺得這是社會問題，漸漸變為公共輿論的盲點。

社會最大的不公義，往往是你看不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