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嵐
汙名化製造沉默羔羊
“奸污”是一個典型汙名化受害人的詞匯。“性侵”一詞是近年來才被廣泛使用，在這之前，公共話語體系使用的是“奸污”。這裡隱含了一個意思，被性侵者從此“汙穢”，被汙染不潔了。受害人遭受到來自社會的二次傷害，實際上她/他是被與加害人一起審判。加害人或許可能被繩之以法，受害人卻終身被釘在恥辱柱上示。
“如果我是你，我不會到處告狀，而是帶著女兒遠避他鄉，重新生活。”一位官員對女兒被性侵的家庭如是說。在中國式智慧中，這樣的苟且通融，是一種務實。然而，對於被害人的創傷毫無幫助。受害兒童的心理治癒通常有一個重要前提：“罪犯被懲治，他們由此感到安全，並獲得了內心渴望的公平和正義。”實際上，隱姓埋名或三緘其口的受害人並非真的融入了新生活，只是他們將創傷隱藏起來，很多時候，沒有得到伸張的痛苦會從壓抑狀態中跳出來，在生活的各個猝不及防的時刻製造新的傷口。
要幫助這些羔羊，社會首先是要對被性侵的孩子們完完全全去汙名化。正如福柯所說：“性傷害必須降到在社會意義上和其他任何肉體傷害同等的程度，才能剝離其背後隱含的汙穢標簽，真正保護受害人。”性侵必須在法律意識和社會意識上僅僅等同于重大的肉體傷害，如被歹徒捅刀、被打劫的同等意義，而不是各種“從此毀了、從此不再純潔、不能再愛了、無法正常生活了”貌似同情實為定罪的定義。
2006年，筆者發表了一篇《冒死反抗強姦，是人類的恥辱》一文，曾引起全民大討論，就是旨在反駁“必須用生命捍衛貞操”的荒謬思想，曾有律師質問筆者：“一個女孩好比一朵玫瑰，你難道不想把一朵完美的玫瑰奉獻給你的愛人？”我答：“受性侵的女孩，和其他的女孩一樣完美，這一朵玫瑰和那一朵玫瑰，並無區別。如有區別，可能這一朵，更加勇敢堅強。”
在上世紀70年代時，歐美警察對於被性侵的婦女還帶著質疑和侮辱的態度，這使得鼓足勇氣報案的婦女裹足不前。法庭辯論中，被告律師通常會極盡所能地揭露或描黑受害人的私人生活，將受害人貶低為一個“蕩婦”來為性侵者辯護，後來，經過女權主義組織的再三要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最終裁定，在性侵案中，受害人的生活作風不在法庭出示或考量之列，以避免將一次刑事審判變成對受害人性道德的大審判。
遺憾的是，在本土，以唐慧案為例，唐慧被性侵的11歲女兒的性道德，居然成為了某些媒體作出判斷時的重要考量依據。有若干媒體罔顧樂樂年僅11歲的事實，不斷強化樂樂身體成熟、不上學耽溺游樂、在溜冰場主動結識男性的各種細節，或明或暗地暗示樂樂自己“不是好東西”，這樣的邏輯和上世紀70年代歐美警察無異。“因為在一個男性權力社會下，對於敢於控訴自己被性侵的婦女，本身就是對男性性霸權的集體無意識的冒犯。整個社會的第一反應不是保護同情，而是本能地要給這個秩序的破壞者予以懲罰和規訓。”但隨著婦女人權運動的進展，多數國家都已經採用了較為文明的做法。當然，在伊朗等國，還存在更古老的野蠻做法：“將受害人也用石頭砸死。”——實際上，在公開輿論中審判質疑受害人是否“行為不端”與用石頭砸她也沒什麼本質區別。
如果在法庭上、媒體上都可以合法地砸受害人“石頭”，我們指望羔羊不再沉默，奮起保護自己，那等於希望石頭上流出清泉來。扒光受害人的衣服用放大鏡拷問只會助長犯罪，讓更多羔羊忍氣吞聲，黃蓉沒有洪七公的幫助，也抵擋不了歐陽克，羔羊反抗豺狼的前提是給她穿上軟蝟甲。
圍欄在哪裡？
從124年前，第一部兒童福利保障法在英國誕生以來，21世紀被世界稱為“兒童的黃金世紀”，多數國家都成為《兒童權利公約》的締約國，也相繼出台了完善的兒童福利保障法，預防兒童被虐待和忽視。這樣的法律設計基於一個前提“零缺陷、零容忍”。甚至到了“寧可錯枉一千，也不放過一個”的嚴苛程度。
洞悉兒童心理學的專業社工更是鳳毛麟角。更重要的是，國家沒有設立庇護受虐兒童的專業機構，亦無相應撥款與立法，受虐兒童的去處、照料和保護都是一片空白，使得警方在執法時的大前提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儘量讓孩子回歸原生家庭。
同樣，家長也面臨孩子入學、擇校的困難，還面臨社會歧視的壓力，他們怎麼能勇敢地出來捍衛被性侵孩子的權利？
羔羊如果沒有機會脫離困境，羔羊怎麼可能開口哀鳴？
明代是我國理學最森嚴的時期之一。人人都是滿口仁義道德，但明代同時也是色情文化最昌盛的時期。各種文字、製品、器皿在今天看來也蔚為大觀。這反映了本國同胞的一個真實心理，“不可說，但可做”。
一方面我們聲稱是消滅了妓女的國家，另一方面人人都看到遍地林立的小髮廊、大浴場。一方面禁止在主流媒體投放避孕套廣告，另一方面卻把人流廣告貼滿了校園周邊。情色文化透過所有的媒體在滲透，卻從未系統組織過性安全教育。雖然有白絲帶等組織在努力鼓與呼，但教育體系並沒有將其列入。
而家庭教育中，只有很少的父母懂得教育孩子“背心褲衩覆蓋的地方別人不能摸”，“要堅決拒絕別人的身體接觸”，大多數的中國父母，不僅僅不教會孩子建立自我保護意識，甚至還有意無意地毀壞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比如，一個初次見面的伯伯摸孩子的頭、摟抱孩子，孩子覺得彆扭，企圖掙脫，媽媽卻呵斥她，伯伯抱你是喜歡你！成人更在意的是自己的社會關係而不是孩子的自我意識，這個大前提都缺失了，保護就根本談不上了。孩子很小時就學會了“要聽大人的話”——在他們的潛意識里，成人意志是不可違抗的。城市家庭尚且如此，農村家庭打工尚無暇自顧，何況談“這樣羞死人的事呢？”筆者成立了“小希望之家”公益組織，將聯手多家公益機構，在上海、北京兩地社區率先開展“最務實的安全保護教育”，但所有的NGO組織努力，只能是杯水車薪。
立法、執法、福利保障、社工機制、輿論宣傳、NGO補充，形成一張天網，才可能最大程度地保護兒童。
歐美已有較為成熟的法律體系，用以預防兒童虐待與忽視——而兒童被侵害，基本上只出于這兩個因素：“虐待與忽視”。最大程度地杜絕這兩個因素，是兒童保護的基石。
設立專門的執法機構。國家注入專項資金。用于幫助脫離家庭的兒童，同時幫助無力自理的陷入貧困的家庭的孩子。前者是保證脫離了不合格的監護人的兒童有歸宿，後者是保證了窮困家庭孩子也能有飯、有醫、有教育，從而避免人倫悲劇。
涉及兒童保護的執法，通常需要極其柔性。專業社工必不可少。詢問、安撫、安置都需要兒童醫生、心理醫生的專業意見。
在美國，失蹤兒童的相片會以任何可能的形式投放，大到24小時新聞滾動播出，小到最新上架的牛奶盒。“保護孩子”是一個剛性底線，像“11歲的樂樂是否行為放蕩主動勾引男士”這樣的新聞描述，如在一個兒童保護健全的國家，記者或媒體會遭到一致的職業道德的抨擊，甚至可能被訴至破產。而在今天的本土，我們卻不得不目睹泥沙俱下、魚龍混雜的話語來歪曲基本常識，而這樣的歪曲，注定進一步造成混亂和撕裂。
（本文作者為專欄作家，編劇。）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