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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傷記憶的出口：紀錄片《暴力毛線團》
文 / 王君琦
None find peace in silence, even when it is their voice to remain silent.
「無人可以在沈默中尋著平靜，即使保持沈默是她們的選擇。」
Dori Laub, “An Event Without a Witness: Truth, Testimony and Survival”
那些無法被陳述、被坦言、被傳達的創傷故事，需要被聽見，但倖存者的沈默使她們身陷扭曲的記憶之中，外來惡力以滴水穿石的方式侵蝕日常生活使她噤聲，過去因此曲折，自我終至變形。倖存者的陳述是創傷發生的唯一證據，但她正被迫失語。以創傷為主題的紀錄片中所出現的訪談，讓倖存者採取目擊者的位置回溯，替自己的過往經歷作證，提出公開的證詞，透過還原當下逃出變形的記憶。
在實驗紀錄片《暴力毛線團》（Metamorphasis, 2006) 中，以色列導演納塔莉‧布朗 （Netalie Braun) 以「變形」為核心概念串組性侵倖存者的親身經歷，並將其編入西方文明史上女性受創的眾生相。
影片穿插四位女性倖存者面對攝影機的自我陳述及第三人旁白所道出古羅馬詩人歐維德（Ovid) 筆下情節相仿的希臘神話故事。透過倖存者的受創歷程與神話故事的互文指涉，布朗製造了駁倒線性歷史的平行悲劇，正如影片開頭的「巧合」--在歐維德的曠世鉅作《變形記》中，有五分之一的故事是女性被性侵的故事，同樣的五分之一也是西方世界中女性曾遭受性侵的比例，導演刻意製造這令人震驚的一致性來凸顯倖存者的言說必須被聽到的原因和動機。Shoshana Felman和Dori Laub在討論與猶太大屠殺有關的證詞時曾提到，倖存者的證詞是面對心理和社會，甚至使其獲得解放的關鍵。「證詞」（testimony)的意義不在於取得可知的事實，而是產生一次「事實的危機」（crisis of truth)或是製造一場目擊的「意外」（accident)。Bhaskar Sarkar 與 Janet Walker則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討論視聽性證詞的特殊性—倖存者的記憶經歷過兩次的統整和組織，一次是發生在言說主體陳述生命故事時，另一次則是在紀錄片媒介本身創造的敘事運動之中。布朗是現代版的奧拉克尼（Arachne)，紀錄片則是她的織錦，四位倖存者的個人生命故事在導演的建構下有了公共性，而神話不再只是想像。除了敘事結構外，影片中的另一個媒介方式是將神話裡出現的文字如母牛、河水等進行視覺轉譯，並且以特寫、低光等影像特有的形式將圖像轉成借喻，透露站在目擊者位置的言說主體如何在見證過程中體會身為當事者的自我在受創過程中的感受。
保持沈默對於倖存者來說是常見的應對模式。在毫無準備、無法控制的狀況下所發生的傷害，經常導致受創者很難再相信命運可以經由控訴或告發而重新操之在己。見證過程讓倖存者透過自我陳述回到事發的現場，以自我觀照的方式重新理解創傷的過程及創傷之後主體的變化，以取回對生命的主導權。主體（被）決定噤聲的源頭當然也涉及到倖存者如何被視為「遭到玷污的無助受害者」，她們不被期待說出經歷，因為這會破壞對於一個美好社會的想像。影片中，四位倖存者正視鏡頭陳述時的背景呈現出過度曝光的亮白，使得倖存者的人頭特寫在視覺上彷彿正是一個「污點」，但幾乎佔滿整個景框的構圖讓她們無法被視而不見，她們自我壓抑（或貶抑）的心路歷程對照亮白的背景大大地諷刺了整個社會以污名化的方式否定其存在的惡意。在她們臉上每一吋肌肉的顫動，每一次眼神的閃爍或凝結，既是返回痛苦經歷時的身體反應，也是從過去到當下社會對其施壓的印跡。
導演在影片一開始就點明了說，女性被猥褻或性侵的經驗其實遠比我們想像地要更普遍，但被迫的噤聲讓我們接觸不到事實，正如影片當中一位倖存者說的，當她選擇沈默，別人看不出來她的經歷，當然也因為不能被看出來。當這四位倖存者出來現身說法時，她們也同時在為有類似經歷的沈默的倖存者向大眾訴說，擴散言說給主體帶來的能量。
（作者王君琦為國立東華大學 英美語文學系暨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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